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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剑案例

天行剑-抚养是无法逃避的义务,法律是衡量正义的天秤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7-11-28     浏览次数:    

2016年马鞍山工作会议

  案件类型:民事      追索抚养费纠纷
  办案时间:2017年4月20日
  办案单位:安徽天行剑律师事务所
  办案人:安徽天行剑律师事务所   李有超律师
  案例简介:
  2015年3月3日受援人杨某父亲杨某与母亲吴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婚生女杨某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用至杨某大学毕业。
  然因父母突然离婚,婚生女杨某受到如此刺激,一时未能接受,整天瞎想,无法正常学习,后母亲带其前往医院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该病症短时间内无法解决,需要很长时间,康复期在三倒四年,期间不能再受刺激。
  自此,杨某母亲吴某一直带杨某前往南京医院检查,期间已花去62546.76元费用,该笔支出远远超出了杨某和其母亲的预算,除生活和学习支出外,已无能力继续。尽管父亲杨某已经与母亲吴某离婚,双方约定了抚养权和抚养费,父亲也按时给了抚养费用,但此种情况实在是情势所逼,故受援人杨某及其母亲欲起诉父亲要求承担部分费用。
  办理过程及结果:
  2017年4月20日杨某母亲吴某前往和县法律援助,将情况告知法援,法援认定情况确属困难,同意给予法律援助,并指派我所李有超律师为其办理本案。本所李有超律师接受案件指派后,详细了解了受援人杨某父母当时的离婚情况以及离婚协议如何约定,判定杨某的情况符合我《婚姻法》中除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抚养费外,根据婚生子女的实际情况,生活水平,可向父母一方增加或主张额外的抚养费用的情况,显然本案中杨某身患疾病,费用超出之前约定的抚养费,可以向其父亲主张承担一半的费用。
  随后李律师为杨某撰写了起诉状,并于2017年2月9日送至法院,经法院传票,本案于2017年3月 17日开庭审理,因本案就是抚养费纠纷,原被告双方有血缘关系,庭前代理人和法官做过沟通,都希望能够联系到父亲杨某本人,通过调解的方式去解决,生病的人是被告的女儿,然直到开庭前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开庭时被告杨某本人未到庭,委托别人前来开庭(据受援人杨某母亲吴某所说,被委托人是被告杨某离婚后又找的女人)杨某在原告起诉后至开庭都未曾露面,态度显而易见,庭审中其委托人一再表示无能力承担费用。本案开庭后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号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杨某承担受援人杨某费用共计18201元(扣除已医保报销和母亲吴某应承担的部分)。
  本案在判决后送达时发现被告杨某在开庭后搬离了原住所地,法院按照开庭前传票送达的地址送达判决书被退回,经查询被告知被告杨某已离开居住地,在此情形下,因被告杨某下落不明,法院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现公告期已届满,等待判决书中被告履行期限后,被告杨某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原告将通过代理律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办案思路及策略:
  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也很明确,被告杨某应当承担婚生女看病的开支,但难点在于判决后如何执行?这在立案之初代理律师就考虑过,本身给付抚养费用就是按月支付,到底是否支付也要看自觉性,尽管如果不履行支付义务可以向法院起诉或申请强制执行,但如果被执行人不知所踪或者不配合,法院也无能为力。在此情况下,促成调解是办理本案的好方式,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作为父亲,杨某可以置婚生女病情不管不问,连坐下了谈的机会都不给,也未到庭应诉,导致本案出现不得不判决后申请强制执行的局面,而判决后杨某的不知所踪更加让本案执行起来显得苍白无力,只能依靠目前法院的老赖名单公布,限制高消费,拉入征信黑名单等方式处理。
  案件办理的启示:
  本案的难点也是让人担心的一点就是判决后的执行,在不能调解结案的情形下,被告人失踪,即使判决,受援人的实际权益短时间也无法得到保障。
  这也反映了我国目前从判决到执行存在脱节,有效判决不能得到有效判决,判决和执行在未来将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显然,我国司法改革方向也在往这方面去做,各地法院将执行从法院剥离出来,单独成立办事地点,加大执行部门人手,创新多种方式执行,正如前一段时间江苏省法院与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合作,将老赖名单与其本人号码绑定,在失信人拨打或被呼叫时,等待时间系统会自动播放其老赖身份,给他人警戒给自己提醒,时刻不要忘记自己老赖身份,让他人与其保持距离,这种创新方式收效尤为显著。
  所以,代理律师认为,执行难是目前我国的现状,但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执行力会越来越强,本案的困境也将迎刃而解。
  之后就是赔偿问题,由于江世桂受伤并不是很严重,无伤残情形,依照《新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安徽省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和《马鞍山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规定,适用工伤赔偿标准,赔偿数额不是很多,且拖得时间会比较长,为了尽可能的保护当事人权益,在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意见后,发现了《安徽省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审理工作的意见》,,在该意见第5条:农民工对用人单位不要求工伤赔偿,仅提起人身损害赔偿的,法院应按照普通民事案件受理即按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计算赔偿数额,抓住这一点,我们要求按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支付赔偿数额,因为按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的赔偿金额比工伤赔偿数额要多得多,通过调节为当事人赢得了权益。
  总结以及意义:尽管该案中当事人受伤并不严重,也未在周边造成多大影响,但该案涉及农民工权益保护,在我国目前关注农民工生存状况,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口号下,也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同时,在该案中也给了我们律师办案的一个突破,在遇到“工伤”类案件时不要一味的等工伤认定书,按照工伤标准来赔偿,往往我们等来的却不是有利于当事人的,另辟蹊径,查阅其他法律规定,比如说工伤还可以适用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赔偿,有时候会使得我们当事人的权益更大化,法律适用不光光是法律来适用案件同样也需要我们律师来“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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